傭船契約終止後之損失估算

壹、【前言】：
延續之前曾經討論過的三個案例：The Kildare [2010] EWHC 903 (Comm.), The Elbrus [2008] EWHC 3394 (Comm.), 與The North Prince [2010] EWHC 1692 (Comm.)(註一) ，英國高院的商業法庭（Commercial Court of English High Court）在西元2011年的6月22日，對於Glory Wealth Shipping –v- Korea Line Corporation案做出了判決(註二) ，而在此判決中，負責承審的Blair法官認為：一般業界間對於「論時傭船契約」（Time Charterparty），因過失被提前終止（the premature wrongful termination）所造成的「損害」的估算方式：多採所謂「所剩租期的租金費率與市場租金費率差額」，將不適用在租約終止時，市場上找不到租金費率報價的場合上（蓋市場上既無報價，則何來差額？）。

Blair法官認為，在如是情況下，計算「損害」數額的方式，將以履約無過失一方所遭遇的「實際損失」為基礎（actual losses），再套用一般所謂的「限縮損失原則」之後（the usual rules on mitigation of losses），所得出來的結果為準。縱使市場在後來終於恢復，而有了租金報價匯率，但其將不會影響之前評估作業所得出來的結果。其亦不會成為一影響終止租約損失計算的因子，其最多祇能被認為係與「限縮損失」議題有關而已。對於此一結果，許多學者提出了所謂的「不同意見書」（Dissenting Opinion）(註三) ，爰此一判決是否會成為先例，而廣為引用與遵守，則有待時間來加以驗證。然無論如何，且讓我們從案件發生的始末，來進一步瞭解事實，並判斷各家主張是否有其根據。

貳、【案情事實】：
本案所涉及的傭船契約糾紛，係存在於船東：Korea Line Corp.，與傭（租）船人：Glory Wealth Shipping兩者之間。雙方曾於西元2008年2月間簽署了一以NYPE格式為主的論時傭船契約(註四) 。租期雙方約定為至少36個月，至多38個月。準此，船舶自西元2008年的6月間交予傭船人使用，若依照前開租約約定，則該船舶應於西元2011年的6月或8月間始約滿而需返還予船東。

然租期尚未屆滿，就在西元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發生之際，傭船人早已經無力再繼續履行傭船契約內所訂定的各項權利與義務矣，爰當時即要求「提早返還」所租賃的船舶予船東（early redelivery），然船東認為傭船人此舉乃係「根本地違反」（a repudiatory breach）當初雙方所願意共同簽署傭船契約的初衷，是船東有權片面地終止此一傭船契約。而船東就在做出此一聲明之後，旋即在即期市場上（spot market）將此一船舶另外出租予其他第三者。

船東與傭船人針對傭船契約終止一事所產生的糾紛，雙方同意依約送交LMAA仲裁（London Maritime Arbitrators Association，倫敦海事仲裁員協會）。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傭船人並不否認本身確有違反傭船契約的情事發生，祇是對於違約終止租約後的損害賠償金額計算有所爭執而已。蓋當事人同意傭船契約在西元2008年11月間被迫終止時，事實上在市場上並沒有辦法覓得一與租約終止後所賸下租期相同而可茲匹配的租金價格，爰無法評估船東的實際損失究竟有多少。雖然後來在西元2009年的6、7月間，市場上才又出現了一與本案租約終止後，可茲匹配的租期價格，供估算終止租約後所產生損失之用。祇是此一可供評估的參考數值，係發生在市場重新復甦之際，爰其普遍性倍受質疑。

準此，船東爭執攸關損害數額的計算基礎，應該以「複合的方式」為之（a Hybrid Basis）。換句話說，損失應分兩階段計算來進行，初期以當時租約終止時，即期市場可獲的的「替代租金價格」計算至西元2009年的7月間（即採非與原租約相同基礎的租約，但在即期市場上可以找到的近似報價），接下來再以市場上已可取得與原租約相同條件的租約為參考費率，繼續計算至原定的西元2011年的6月為止。

傭船人對於此一計算方式並不贊同，其以為如是「複合式的索賠」方式，依法係錯誤的，理應不被承認才對。蓋在西元2009年7月間，市場剛處於復甦階段，所以費率亦相對性的低靡。如是一來，結果可能導致船東僥倖地獲得「額外性的補償」（a windfall compensation）（譬如說：原來租金為10元，但在西元2009年7月間因為市場景氣剛剛復甦，而正處於起步階段，所以能夠取得的同樣條件租金費率可能祇有5元而已。10元-5元=5元，此即為船東可以獲得的損失補償）。傭船人接著主張，如果在租約終止時，市場上找不到處於原租約相同條件下的費率時，則應該考慮以船東的「實際損失」（actual loss）來計算其應受的補償金額，而所謂船東的「實際損失」，即係假設租約持續履行，而船東當時在財務上針對此一特定租約的「融資上的負擔」而言（Financial Burdens）。

在西元2010年10月間的仲裁判斷結果中（the Arbitration Award），仲裁庭認可船東以「複合式」的方法，來計算其因傭船人過失而提前終止租約所產生的損失（a wrongful repudation damages）：美金15.7M。仲裁庭之所以會有此一結論：在計算原租約所賸租期的損失時，應參考市場當時與前開所賸租期相同租約的租金水平計算之。蓋依據雙方當時所訂租約所採範本的本意即為如此，嘗試地將兩者做一「相似性」的比對（like-for-like basis）。如此一來，凡遇到一波動性市場來臨時，一般人即可由此一「邏輯」去做預先性的規劃判斷，而法律上所要求的「可預期性」穩定功能亦可藉此而發揮矣。以上做法除了有「穩定性」與「可預期性」的優點之外，亦有「相對快速」決定損失數額的便利性。

參、【爭議問題】：
在仲裁程序中居劣勢的傭船人，引用了英國1996年仲裁法（the Arbitration Act）第69條規定(註五) ，向英國高院提起了上訴。而在上訴聲明中，要求法官聚焦解決的問題為：論時傭船契約在傭船人違約解除時，市場上無法覓得賸下租期的租金價格，而僅得在後來景氣恢復之際才找的到，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下，究竟應該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計算船東的「損失」，始可以稱之為係一「正確的方式」？

肆、【判決結果】：
在程序上，英國高院的Blair法官同意了傭船人的上訴聲請。一般對於類似的案件：論時傭船契約的提前被違約終止的情況，若依西元1980年The Elena D’Amico案的判決結果(註六) ，在決定「損失數額」的時候，其一般性的原則乃為：【所賸租期的租金總額】-【以同樣的租期，在市場上另外租一條替代船舶所需的租金總額】，此兩者間的差價，即為「損失」的總額。然此一原則，祇能稱之為是所謂的「視同已經盡力縮小損失範圍」（deemed mitigation），或「視同為公平地、合理地、當然地的產出物」（fairly，reasonably，naturally）。

祇是前開情況，若船東或傭船人（視個案而定），決定不收取當時市場可得報價上的利益，此舉將被認為係其自身的商業上決定，而與傭船契約被因違約而解約終止並無關聯。換句話說，姑且不論判決最後結果是否合理，反正攸關案情事實與其毫無關聯（見Lord Bingham in The Golden Victory案）(註七) 。

然而前開Elena D’Amico案例中所呈現計算損失的方式，僅為一「表面原則」（a prima facie）或在損失形成的因果關係與減少損害的行為上，足為指標而已。但對於本案的特殊情況，即租約被終止之時，並沒有一市場費率可供遵循時，很顯然地並沒有適用的餘地。如果我們依照西元2010年Zodiac Maritime Agencies Ltd. –v- 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的案例結果(註八) ，類似的情況將不會被視為當事人係已經盡了減免損害範圍的努力。縱使後來出現了一符合要件的市場費率，但船東決定不自此一市場報價中趁機獲利，亦與傭船契約因過失終止毫無關聯。此與沒有理由要求船東在每一論程航次終止後，重返論時傭船市場，或沒有理由「在長約併入的同時，就忽視短約」的立場是同樣的道理。

在西元1994年的The Griparion案件裡(註九) ，當前開Elena D’Amico案所豎立的計算損失原則無法被採用的時候，此時承審法院在計算損失的時候，即應當考慮以下幾項問題：
 租約因為當事人此一過失，所可能導致的「一般」與「直接」損害結果為何？
 什麼樣的行為將會被視為係「不合理」的行為？
 視當事人對於減少損害所為努力的多少而定，所謂的「損失計算」應將船東的「實際損失數額」列入考量。

就以本案為例，當損失係提前在原訂租約屆滿前發生時，而後復甦的市場雖未能及時提供正確的計算方式，但仍然不失係一計算損失的可參考的重要因素。在本案中由於傭船人接受船東已經適時採取限縮其損害範圍的步驟，所以此一議題並未被提出來檢討。否則法庭似可以將船東因市場復甦時所擷取的較低租金報價，視為其防範損失擴大所做的努力，而列為評判時對於船東的加分項目之一。

綜上所陳，英國高院以為所謂的「複合式的計算損害方式」，並不被目前的法令所接受，是之前仲裁法庭以此所為的判斷結果在認事用法上係有所違誤，爰應該發回重審。由於本案審理過程中，船東對於「訴之聲明」（the Points of Claim）保留若其「複合式的計算損害方式」的主張被駁回時，其仍可以修正為「請求實際上的損失」的權利（備位聲明），爰本案遂被英國高院送回仲裁法院再次審理。

伍、【結論】：
誠如前言中所引用的諸多判例般，本案所爭執的議題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提出來做討論。然在這麼多的爭論過程中，包括本案在內，針對「損害」的計算方式，仍有為數不少的討論與爭辯，然直到目前為止亦沒有一清晰明白的解說可供大眾遵循，是可謂一大遺憾。

本案負責承審的英國高院法官Blair先生，以為如果評估「損失」的基礎，係建立在「實際的損失」之上，且需依每一航次詳細計算的話，則似乎與英國大法官Bingham在The Golden Victory案中所持的見解有所齟齬，蓋此舉似乎有點像是在進行一國家總預算案的評估與審核。而目前看來，在解析所謂「損失範圍」的計算方式當中，則以計算「實際損失」至判決結果出來的時候、交易成果的預估，與評估未來可能會發生損失等多種方式，是為法官所願意接受的幾種辦法（全文完）。

(註解):
(註一): 詳請參照拙著：「租約提前終止，應如何計算損失」一文。
(註二): [2011] EWHC 1819。
(註三): 事實上，在許多場合中所謂的「不同意見書」常常是我們反而要注意與省思的重點，蓋無論從邏輯上或法理上，這些無論是法官或學者所提出的不一樣觀點，一定有其立論基礎，其祇不過未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而已，但可參考性仍高。如同美國的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小賀姆斯法官（1841~1935），即有所謂「偉大的異見者」（The Great Dissenter）之稱。
(註四): NYPE即New York Produce Exchange Form（紐約物品交易所格式）的簡稱，由美國國家船舶經紀人與代理人協會聯合會所製作（The Association of Ship Brokers and Agents (U.S.A.), Inc.）。
(註五): 英國仲裁法第69條第1項規定（Appeal on point of law）：「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y the parties, a party to arbitral proceedings may (upo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ies and to the tribunal) appeal to the court on a question of law arising out of an award made in the proceedings. An agreement to dispense with reasons for the tribunal’s award shall be considered an agreement to exclude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under this section」（除非雙方當事人另有約定，仲裁程序的任何一方在通知他方與仲裁庭之後，均得針對仲裁判斷內的法律問題向法院提起上訴。但雙方同意不對仲裁判斷的內容計較者，則不在此限）。
(註六): The Elena D’Amico [1980] 1 Lloyd’s Rep. 75。
(註七): [2007] 2 AC 353，para. 10。
(註八): [2010] EWHC 903 (Comm)。
(註九): [1994] 1 Lloyd’s Rep 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