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針對「仲裁庭｣（the Arbitration Tribunal）認為本案「租（傭）船人｣（the Charterers）違反「船舶租（傭）契約｣（the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簡稱COA）[1]而未按時繳納租金，並未對「船東｣（the Owners）造成任何實際上的損害，爰船東不得據此請求賠償的「仲裁判斷｣（the Award），船東聲明不服，遂上訴請求「法院｣（the Court）主持公道[2]。
究仲裁庭之所以會有如是結論的理由，乃租船人當初在「違約｣前，即已經依照船東的指示，將租金支付予「船東所指定的第三人｣（the Owners’ designated third party），是船東本身並未受有任何「實際上的損失｣（an actual loss），蓋本案縱使租船人依約履行原本即已經承諾的租船義務，船東本身實際上亦不會因此而收到租金（因租金已依船東的指示，由租船人直接付給指定的第三人），此更使得仲裁庭深信自己對於「船東並未遭受任何損失」的判斷，並無任何謬誤。
貳、【案情事實】：
本案起因需追朔至西元2008年間，Flame S.A.公司（即前段所稱「租（傭）船人｣，以下簡稱「承租人」）曾向Glory Wealth
Shipping Pte. Ltd.（即前段所稱「船東｣，以下簡稱「出租人」）租借乙艘貨輪，用以載運若干散裝貨物（bulk commodities）。然「出租人」其實本身並非「船東」，其僅係向背后「真正的船東｣租借船舶后，再「轉租」給「第三人」，並以此為業而已。當初，本案出租人與承租人就租船期間的租金，彼此間已經達成共識，並簽有「船舶租（傭）契約｣在案。詎料，西元200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瞬間拖垮了全球的經濟，導致本案的承租人在履行租約義務的時候，亦出現以下的「違約」狀況（breach of COA）：在西元2011年時，未能依約派遣租賃船舶載運貨物次數高達6次以上。
針對前開「違約｣情形，出租人在幾經催告承租人履約無效后，遂依約訴請「仲裁」（the arbitration），請求承租人應該支付「6次未依約使用船舶租金」，與「出租人必須支付給實際船東租金」兩者差額的損害賠償（即出租人當初所預期的「利潤｣）。
其實在承租人違約前，出租人自己老早在2008年10月的租船市場崩盤危機中元氣大傷，並在次年（即2009年）即已呈現「資不抵債」（insolvent）的狀態，更遑論在2011年時，其資產與營運更是如同仲裁庭所描述般「岌岌可危」矣（in deeply insolvent position）。而出租人當初為保護資產不被債權人執行，爰利用該公司內部2名董事名下所擁有的公司：Ever Source與First Goal，來收取其所出租出去船舶的租金，並再轉付予實際的船東。
前開出租人自認「高明」的迂迴手段，卻對本案造成負面影響，乃其所始料未及之事。蓋本案仲裁庭以為：承租人在2011年未使用租賃船舶執行6趟運送任務，並非案情的重要「系爭之點｣（was
not in issue），蓋其以為承租人如是的「違約舉動」並未造成出租人任何的損害。因為就算承租人支付了租金，其亦會流向Ever Source或First Goal兩家公司的戶頭，而非本案仲裁聲請人的戶頭（即Glory Wealth Shipping
Pte. Ltd.，名義上的出租人）。準此，仲裁人一致認為出租人「既無損害，則何來的賠償請求權｣呢？
出租人不服仲裁判斷，爰依規定與程序提起訴訟。
參、【法庭的逆襲】：
本案經出租人上訴后，其在負責承審的英國商業法庭審理程序中，主張其當然有權依照其與承租人所簽的租約規定收取租金。蓋承租人的違約行為，是已經剝奪其在租約中所得享有的「出租人權利｣，對其而言，這當然係屬於一種「損失｣（a loss）。至於前開「損失｣的範圍，出租人則主張應該為：「原租金總額｣（the gross freight）與「其為履行出租人義務所支出費用｣（the expense of earning the freight）的差額。祇是承租人並不以為然，其抗辯本案的事實係「一般情況｣的「例外｣（the exceptional），仲裁庭所為的判斷始為正確，蓋出租人並未遭逢任何損失。
商業法庭審理本案事實時，除注意到本案出租人得收取承租人租金的總額高達美金300萬元外，另亦發現到出租人依照租約的約定，其係有權將「收取租金的權利｣轉讓予第三人的。而承租人的「違約｣，是已經對於前開附屬於出租人收取租金權利的利益造成「損害｣。至於損害的範圍，法院認為應有達美金300萬元之譜。
若讓出租人選擇租金仍得不需經過其手，亦得持續主張「損害｣的賠償請求，法院亦自認有點「說不過去｣（蓋究竟租金透過「白手套｣即得免於其他債權人的追償，似乎亦屬於一種「脫法行為｣[4]）。但反過來說，若法院不作如是判，則變相允許承租人得免於違約的指控，並脫逸補償出租人租金損失的責任，似乎也不公平。於是乎兩「害｣相權，很顯然地商業法庭選擇在其「自由心證｣中，對於所謂「公平性」損害較為「輕微｣的一方。
肆、【結論】：
究本案耐人尋味的地方，首推承審的英國商業法庭最后推翻仲裁庭的判斷，而認為債權人的收取權（本案的收取客體為租船契約中的租金），其內涵應該包括「對於收取權的放棄｣。另，縱然債權人選擇放棄其本身對於債權的收取，但若要債務人對於前開「放棄｣負擔賠償責任的話，則債權人仍然必須對於其所受的損失負起「舉證的責任」。
還記得尼采曾經說過：「歷史沒有事實，祇有解釋｣，人生的色彩會因為看法、想法與採取的方式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人生的景色也會因為戴的眼鏡顏色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當有人問起本案仲裁庭與商業法庭為什麼會有截然不同的判斷（決）結果時，或許答案會是因為仲裁人與法官所戴眼鏡鏡片顏色不一樣，導致解釋的結果也因此而不同吧？（全文完）
[1] 又稱「包運契約租船｣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船東在約定的期限內，派遣若干條船，按照同樣的租船條件將一大批貨物由一個港口運到另一個港口，航程次數不作具體規定，契約針對待運的貨物。這種租船方式可以減輕租船壓力，對船東來說，營運上比較靈活，可以用自有船舶來承運，也可以再租用其他的船舶來完成規定的貨運任務。可以用一條船多次往返運輸，也可以用幾條船同時運輸。包運契約運輸的貨物通常是大宗低價值的散貨。
[2] 所謂仲裁（the Arbitration），係指由當事人約定，就其相互間現在或將來的爭議，由選定的仲裁人判斷，以「終局地｣解決其紛爭的制度。仲裁人的「判斷｣（the Arbitration Award），於當事人間，與法院的「確定判決｣（the Court
Final Decision）有同一的效力（祇是常有案件在仲裁判斷出爐后，當事人不服而再以仲裁判斷不符仲裁地的「公序良俗｣等理由，企圖藉由訴訟程序翻盤）。而仲裁判斷經聲請法院為准予執行的裁定後，並得為強制執行，故仲裁亦具有得以國家公權力加以強制執行的特徵，而與訴訟皆為解決民、商事爭執的重要方式。至於「仲裁｣與「訴訟｣兩者相較，以何者為優，常有不同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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